“刚来的时候这里是一片农村老宅，真的是荒凉的土地。20多年后，这里已经建成了现代化、工业化的都市。”作为进入苏州工业园区的第一家外资企业里的第一批员工，三星电子（苏州）半导体有限公司（下称“三星电子”）党委书记、副总经理李成春说。
当年的他，还是一名刚刚从大学毕业进入三星电子的应届生。到如今担任公司高管，并把家安在园区20多年，他的感触是，不管是公司还是个人，都在当初做出了正确的决定。
李成春清晰地记得营业执照上的那一串数字——1994年12月28日，三星电子领取了苏州工业园区工商局颁发的“00001号”营业执照。自此以后，“就看着园区一天天发展起来”。
从1994年至今，苏州工业园区的建设已走过24个年头。1992年的春天，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发表了借鉴新加坡经验的重要讲话。随后，时任新加坡内阁资政的李光耀率团访华，积极响应邓小平的讲话，表达了中新合作共同建立工业园区，并以该园区为载体借鉴新加坡经验的意向。经过多次协商和实地考察，中新双方最终落定苏州。
作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政府间合作的旗舰项目，以及全国首个开展开放创新的综合试验区域，这座被明确为“苏州新城”的工业园区，已经成为了聚集4000多家外资企业、6万多家内资企业、近270所学校的现代化产业新城。承载着成千上万个企业和人物故事的这片土地，是改革开放的践行者，也是中国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地标。
产业集聚：80%的合作伙伴就在隔壁
产业集聚的马太效应尤其明显——产业集聚度越高，就越能吸引更多企业入驻。
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园区投入3000多万元巨资从高水平规划起步，由中新双方专家联合编制了第一版总体规划。得益于新加坡的口碑，园区在高度开放中迅速吸引了一批企业，为持续的产业集聚打开了局面。
20多年前，国内的外资企业还处于以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企业为主的时代，跨国企业的身影并不多见。作为当时全世界市场份额第一的半导体企业，三星需要进军中国市场，经过多方比较最终选定了苏州工业园区。
用李成春的话来说，选择苏州工业园区的首要原因就是园区的独特模式，“苏州工业园区是唯一一家中新两国政府共同投资建设的开发区，这个模式对外资企业来说有一定的吸引力，不仅由两国政府背书，而且新加坡的投资环境当时在国际上得到了很高的认可。”
作为第一批进入园区的企业，三星电子成为了园区产业集聚的贡献者，也被称为园区里的“黄埔军校”。“我们的企业是和园区共同发展的，产业集聚对后来的企业来说，体会更深一些。后来来的半导体企业，挖了我们的很多人，也让我们成为了当地的‘黄埔军校’。”李成春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最开始园区就把电子信息行业作为传统的主力产业，后来新增加了生物制药、纳米科技和人工智能等。
时任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的潘云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到2001年，大批国内、国外投资商要排着队才能挤进园区。”
定位于高端医疗彩色超声诊断仪研发创新与生产的飞依诺科技（苏州）有限公司（下称“飞依诺”）是土生土长在苏州工业园区的企业，公司自主研发的彩超产品打破了以进口品牌为主的市场，目前已覆盖全国数百家三甲医院和大部分二甲医院。
飞依诺董事长奚水告诉第一财经记者，2010年公司成立时，当时区内的产业集聚程度就已经很高，80%的合作伙伴都能在当地找到，其余的20%也不用超出长三角的范围。“供应商的办公室就在隔壁，有问题可以随时见面沟通。”在奚水的印象里，2010年园区内的医疗器械企业有100多家，如今翻了六七倍。
刚刚完成2.6亿美元b轮融资的基石药业于2016年在苏州工业园区设立了总部，并于2017年成立了苏州转化医学研究中心，专注于肿瘤免疫药物的开发和联合治疗。之所以选择落户苏州，基石药业首席商务官袁斌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苏州工业园区在生物医药产业上有较高的集聚度，“像美国硅谷和波士顿那样，有集聚效应才能让企业在平台上更好地发展。”
新旭医药是另一家慕名前来的医药创新企业。作为国内最先创立专注于阿尔茨海默病（又叫老年性痴呆）临床新药和影像诊断技术的高科技生物医药研发公司之一，总部位于中国台北的新旭医药把中国大陆唯一的子公司设立在了苏州工业园区。该公司创办人张明奎表示，除了成本考虑，苏州工业园区对生物医药的创业企业来说拥有良好的培育氛围，已有的400多家制药企业形成了很好的部落，产业链完整。
官方数据显示，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纳米技术应用三大特色新兴产业正在快速崛起，年均增速达到30%左右；电子信息、机械制造两大主导产业则逐步迈向中高端。
到2017年底，92家世界500强企业在苏州工业园区共投资了156个项目，累计吸引外资项目4000多个，实际利用外资303亿美元。园区还引进“国字号”科研院所10余家，哈佛大学韦茨创新中心等合作创新平台20多家，微软、华为等研发机构近500家，集聚科技创新型企业4000多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800多家，形成科研机构、科技人员、研发投入、科技成果“四个90%在企业”的良好局面。
根据园区的目标，2020年前后，将力争集聚高新技术企业1500家、跨国公司功能性总部100家、高端制造示范企业100家，形成新一代信息电子、高端装备制造、纳米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相互融合、相互支撑的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
政府服务：契约精神和开放
2001年，园区的控股权由新方转移到中方，中方股权比例由35%调整为65%，担负起主要的管理职责。
由于一开始与企业打交道的就都是中方的人，李成春说，控股权的变化并没有给企业带来任何困扰。而园区的政府服务和亲商氛围是三星电子最初选择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园区的服务团队拥有较高的契约精神，谈判前可能会有好几个回合和反复磋商，但一旦谈判完成后就会执行得很到位。
对于快速成长的中小型企业或科技初创企业来说，政府的重视程度和服务效率是一大吸引力。在启动资金、人才公寓及骨干人员孩子上学，以及人才招聘和企业品牌营造等方面，当地政府都为奚水他们提供了资源和支持。
面对国内医疗器械基本由进口品牌垄断的市场，奚水说企业在创立之初最需要帮助，因为那时候的资源最有限。而医疗行业比较保守，非常认品牌。“产品在初期找不到医院合作进行临床试验，园区就帮忙跟医院搭桥，还帮忙推荐给用户，推动了企业在前期打开市场。”奚水说，有了突破后，已经实现盈利的公司近几年的销售都在以50%以上的速度增长。
张明奎表示，园区对初创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很大，帮助了企业尽快在园区落地，“我们要建实验室，园区就提供了场地和资金补助。他们希望我们进来就专心做事，其他都不用担心。”
在今年5月商务部公布的2017年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发展水平考核评价中，苏州工业园区的综合指标位列219家国家级经开区中的第一名，科技创新、对外贸易等关键指标也位居榜首。
数月前，时任苏州工业园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旭东总结说，开放是园区的发展底色和最大优势。
2015年9月，国务院批准苏州工业园区开展开放创新综合试验，2016年，苏州工业园区入选全国首批12个开展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综合试点试验地区。两年多来，苏州工业园区在双向开放合作、产业优化升级、国际创新驱动、行政管理体制、城市综合治理领域，累计实施130项重点改革任务，其中国家级先行先试任务24项，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试点、异地共建产业园区新模式、科技金融创新发展模式等十多项改革经验在全国推广。
官方数据显示，园区累计建成各类科技载体超600万平方米、公共技术服务平台30多个、国家级创新基地20多个，为那些没有能力购买高昂设备建立实验室的中小企业开放实验室。以园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的实验平台为例，其纳米加工平台、纳米生化平台和测试分析平台等已累计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近63万机时，对外服务机时占中科院对外服务机时的70%以上，总服务金额近3亿元，培训人次约1.8万人次。
2004年是苏州工业园区开发建设的第10个年头，被中新双方认为“一个国际化、现代化的工业园区已经初具规模”。西交利物浦大学在那一年刚刚成立，成为全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办学试点。
在西交利物浦大学工作十多年的毕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西交利物浦大学没有自己的后勤，所有的后勤都由当地政府的下属公司——苏州教育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教投公司”）来管理。
曾在教投公司任职的龚进国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西交利物浦大学耗资200亿元的建筑均由政府建造和维护。用当下流行的说法是，学校的运营和教学团队当年是直接“拎包入住”。除此之外，“学校刚开办时老师不多，政府就专门派人，基本按照一名老师配两名工作人员的比例帮助学校去全国各个省市招生。”
龚进国现在是园区内的一名创业者，用他的话来说是，“之前是园区环境的培育者，现在成了受益者”。他认为自己的创业并非偶然，像他这样成长于园区的创业者越来越多。
据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局长许文清介绍，当前园区正在围绕重点企业和进入高成长期的中小企业发展所急需的土地资源、产业基金及市场开拓等关键因素，酝酿出台一揽子红利政策。未来3年内，苏州工业园区将投入4亿多元重点扶持这些企业。
图片来源：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
人才汇聚：一个幼儿园100多个家长是博士
科技的创新和产业的集聚离不开人才的汇聚。
“我儿子在园区里上的幼儿园，100多个家长是博士。”毕新的这个直观感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园区人才的特点。
在苏州工业园区内，专门设有独墅湖科教创新区，旨在打造园区自身的人才蓄水池，为企业培养和输送人才。如今，该科教创新区已入驻29所高校、科研院所和职业院校，在校学生规模近8万人，其中硕士研究生以上近2万人，成为全国唯一的“国家高等教育国际化示范区”。
在毕新看来，很多学生选择就读西交利物浦大学的重要原因也在于苏州工业园区本身的魅力，“这里的规划和建设和新加坡很像，政府治理的水平也很高，城市的细节做得很好。”
李成春也觉得，不管是学校还是基建等其他配套，政府的规划都具有很高的前瞻性。“最早的时候园区与上海虹桥机场远之间没有高速公路，需要2小时车程。当时苏州投资建高速公路有两个选择——南京到苏州以及苏州到上海，最终富有远见地选择优先建设上海到苏州的高速公路，把苏州到上海的车程压缩到了1小时，给当地的物流运输带来了方便。”
他还提到一个细节，早在1996年规划第一个小区时，园区就规划每个小区在不超过2公里的地方必须设立邻里中心，相当于综合服务中心，为居民提供便利服务。
让人津津乐道的还有，在苏州工业园区规划展示馆，有两张规划图。一张是1994年编制园区总体规划时设计师手绘的金鸡湖远景图，一张是2014年园区建成后的实景图，两者相似度高达90%以上。“先规划后建设、先地下后地上”也成为了全国开发区遵循科学开发规律的范本。
袁斌认为，和一线城市相比，苏州工业园区更低的生活成本和落户条件也让生产和研发人才的招聘更加容易。“我经常是上午去上海开会，下午回苏州，高铁25分钟。”选择住在苏州的张明奎说，和上海如此近的距离，让企业可以同时运用苏州和上海两地的人才与资源。
不过，苏州面临的高端人才挑战并不轻松。奚水认为，国际化的高端人才主要汇集在上海这些一线城市，苏州对于这一人群仍然缺乏吸引力。袁斌则称，在医药研发领域，临床研究相关的人才目前也还集中在一线城市，苏州这类资源存在短板。
站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新起点，园区也把聚集高端人才视为重任。根据计划，园区未来将引进和培育500名科技领军人才、5000名创新骨干人才、5万名产业创新人才，力争到2020年前后，设立50个企业海外研发中心和离岸孵化基地。